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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副主席张昭雄会面。图片来源:台湾“中央社”环球网1月31日消息,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薄瑞光30日拜会民进党时“碰了钉子”,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下乡谢票,未安排见面,代为接见的民进党智库副执行长萧美琴还当面抱怨,部分美国现任及卸任官员在选举期间支持特定政党,民进党感到遗憾。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萧美琴表示,台湾大选后一周,蔡英文已与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处长司徒文见面;至于蔡英文未与薄瑞光见面,主要是因为谢票行程已排定。萧美琴和薄瑞光30日中午餐叙约两小时,萧美琴对薄瑞光说,美国政府一再保证尊重台湾民主发展、对台湾选举采中立原则,但选战期间,部分美国现任及卸任官员的言行违背承诺,让人怀疑美国能否信守普世民主原则?萧美琴表示,这次选战“并非全然公平、公正”,但“顾及政治稳定及社会和谐,蔡英文接受选举结果”。民进党担忧未来几年“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压力将不断增强”,马英九的抗压性是否足够?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前处长包道格在大选前接受台湾电视访问称, 美国把“台湾共识”看成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台湾对于未来与大陆的关系,内部有不同意见,所以美方怀疑,“台湾共识”代表(蔡英文)毫无意愿与大陆达成共识,“我不认为‘台湾共识’能成为增进两岸实质进展的进一步基础”。包道格在访问中还特别指出,“台湾共识”只是一个极微小的可能性,“可能需要好几十年,才能形成一个‘共识’”。包道格说,蔡英文9月前往华盛顿访问时,没有完全让美国官员相信,她是否有能力平顺的处理两岸关系;蔡英文对两岸关系所提出的保证过于空泛,“让华盛顿无法安心”。
部分公司开出优厚条件招人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要到元宵节后才缓解节后用工紧张,龙年春节后,不可避免遇到这个问题。昨天已是初八,但沪上很多服务行业的外来务工者尚未回到上海,导致在餐饮、家政等领域缺口较大,叫外卖难、叫快递慢等现象还在持续。这样的用工紧张什么时候可以缓解,我们在对服务业系列调查中寻找答案。节后又现用工紧张现象,昨天,上海火车站东南出口处,一位招工人员举着牌等待出站的外来务工者前来应聘。早报记者 高剑平 图“歇菜”了十余天的快递,并没有因假期的结束而恢复如常。大部分快递公司告知,由于人手紧缺,最快要从下周开始,派送的节奏才能逐步复原。为了在短期内招募到大批员工,一些快递公司开出了4000至6000元平均工资,上不封顶并包食宿的优厚条件。不过,快递企业普遍预测,元宵节前后,才能迎来务工人员返程高峰,用工困难的情况或许在那时方得以缓解。快递节日中断并涨价除了EMS外,几乎所有快递公司都在节前宣布,春节期间只派件不收件。一些小规模的快递索性挂起“免战牌”,暂停业务。为了抵消因员工返乡,用工荒而带来的成本压力,少数快递公司在春节期间临时加价。韵达快递工作人员称,节日期间需客户多交付快递费,大约是平日的两三倍。记者了解到,中通、圆通、韵达等大多数快递公司都已从本月29日开始恢复了正常派收件业务。但记者致电多家快递公司客服,均被告知受到订单积压、快递员没到岗等影响,快递恢复正常最快也要到2月1日。同时,春节期间的价格调整,也一直延续至今。中通速递从2011年12月23日起,每票快件在原有基础上增加1元派送费,对部分城市快件的运费每公斤上调2-3元。不过,有快递业内人士称,造成这种局面的客观原因并非网店和客户无快件可寄,恰恰是预计到快递公司春节期间服务滑坡,网店和客户才偃旗息鼓。淘宝店主“sclhgc”称,“年底快递停收,改做摆地摊。”春节前,淘宝网上不少网店早早打烊,“歇业公告”随处可见。不少卖家表示,年前原本是网购旺季,但快递公司不给力,无法保证送达的时效,网店担心“殃及池鱼”招来差评,影响后续信誉,干脆选择春节停业放假。“春节快递费涨价,我们要么水涨船高,要么等到春节后再做生意。”在淘宝网(微博)上,因快递公司提价,很多网店被迫提高运费,或者调整免邮费的政策,有的把默认邮费设置从10元改成了12元,有的免邮优惠从“满88包邮”提高到了“满100包邮”。担心高薪资也留不住人昨日,淘宝店主们在论坛踊跃发言,商量节后生意,寄望于快递公司能于昨日起及时转入正常状态。店主“媛媛”宣布,“准备了一个春节,总算弄出了点样子,今天初七了,明天快递应该上班了吧,我的网店也可以开业了。”店主“俏佳人”更是承诺,为了庆祝1月30日快递公司正常上班,要给快递员发放红包。 一位快递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网店会在大年初七到初十,把春节期间积压的订单发出,这几天将是他们最繁忙的几天。据悉,快递公司已要求所有员工和车辆在大年初七早晨全部到岗,以迎接新一轮的快递收发高潮,“业务的恢复速度,与员工总量成正比。”该工作人员坦言,春节前绝大部分一线员工返乡辞工。记者昨日在“58同城”网站上看到,仅昨日更新的快递员招聘信息便有280条。一些企业甚至承诺,平均月工资4000至6000元,上不封顶,多劳多得,并提供食宿。上述工作人员表示,不少公司在年前便开始发布招聘信息,以免出现用工荒。“即便提高薪资待遇,也无法留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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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70年3月,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取消国家主席。1975年颁行的新中国第二部宪法——“七五宪法”正式取消了国家主席的建制。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曾担任新中国国家主席本文原载《北京日报》作者:李桂华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954年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国家主席”一职。在当今世界中,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拥有自己的国家元首或是由特定的机关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就中国而言,国家元首的职能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来行使的。但是鲜为人知的是,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国家主席这一建制的设立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反复,其作用及职能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0多年间几经反复。存与废:中国国家主席制度的变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在国家机构体系中没有设置专门的国家主席,而只是设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但是,由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机关,而只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实际上行使了国家主席的职能。1954年,在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时,中共中央决定更改国家的机构设置,设立国家主席一职。对此,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叠床架屋地设个主席,目的是为着使国家更加安全”。在设立国家主席一职后,毛泽东理所当然地成为新中国第一任国家主席。但是,在之后的几年中,由于国事的繁忙和对外交的繁文缛节的不适等诸多原因,毛泽东决定辞去国家主席,并且为此发表了声明。因此,在1959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新中国的第二任国家主席。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国家主席刘少奇即被打倒。在此之后,中国国家主席职位长期处于空缺状态,并严重影响了中国一系列国际事务的处理,同时也给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为在制度设置上解决这一问题,1970年3月,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取消国家主席。但是,出于对国家政治运作的现实考虑,中共中央内部多数人仍希望保留国家主席一职,并提出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但是在当时那种个人迷信盛行的年代,毛泽东的决定无疑具有最高的权威。最终,中央政治局决定,不再提议设立国家主席。于是,1975年颁行的新中国第二部宪法——“七五宪法”正式取消了国家主席的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节在宪法中也被删去。1976年9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逝世。同年10月,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从而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此后,在华国锋的主持下,新中国第三部宪法——“七八宪法”于1978年获得通过。“七八宪法”是在对“七五宪法”进行了部分否定和继承的基础上制定的,其中部分篇幅有较大改动。但是,这部宪法对于国家主席的态度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仍然未设国家主席。1978年之后,国家政治生活逐渐向正常的方向迈进。在此过程中,有关国家主席设立与否的争论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198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主席团提出《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正式提出了宪法修改的任务。在此次宪法修改和意见征询过程中,与会代表、专家学者、各界群众各抒己见,表达了自己对宪法修改工作的看法。其中,对于国家主席设置与否的问题,大致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意见:一、设立国家主席;二、不设国家主席,由人大委员长或国务院总理改称主席,并行使元首职权;三、建议人大常委会改称为“常务主席团”,委员长即是该主席团主席,实行集体领导。在上述三种意见中,第一种意见居于压倒性的多数,并得到了邓小平的明确支持。但是,由于邓小平多次在公开场合声称他不会担任国家主席,因此,当时有许多人说:如果要设国家主席,只能由邓小平同志担任,但是小平同志又不愿意担任,所以只好不设国家主席。在此之后,国家主席的设置与否又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一时之间无法决断,并引起了国际、国内各界的广泛关注。在这一关键时刻,邓小平指出:“除了我,别人也可以担任。”同时,他进一步强调指出:“如果国家需要就设立,不能从对某一个人的考虑来确立我们国家的体制”。最终,在邓小平的坚持下,恢复设立国家主席的决定没有再出现反复,并于1982年12月4日随着新宪法的通过而得到正式确认。此后,“八二宪法”虽四次修正,但每次都继续坚持国家主席的建制,最终使国家主席制度得到了真正的确立。虚与实:中国国家主席的地位及作用的演变1954年宪法制订过程中,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对于国家主席的职权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当时,他们曾设想将主席的权力定得低一些,超脱一点,让主席只相当于“半个伏罗希洛夫(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主席可以提出建议,建议不起决定作用,人家愿理就理,不理拉倒,毫无办法。”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主席什么事情也不干。因为主席还可以“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在必要的时候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对此,毛泽东表示:“这两条是说,主席也有些事做,不是专门吃饭。”这里毛泽东所谓的“主席也有些事做”,“不是专门吃饭”,其意思应该是说主席也有些实权,职权并不全是虚的。在这里,毛泽东所设想的这种国家主席制度,具有了“虚实结合”、“虚中有实”、甚至是“形虚实实”的特点。但是,在这一部宪法中,由于国家主席拥有“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的权力,同时又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并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因此,国家主席的权力在很多时候不虚反实,并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实权元首。“文革”开始后,国家主席刘少奇受到错误的批判,并最终于1969年含冤病逝。此后直至1982年宪法恢复设立国家主席,中国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国家主席,而只是由国家副主席或是全国人大委员长行使国家主席职能。这种情况,或许是在政治生活不健全的情况下,用以处理党政关系的权宜之制。但是,这种制度设计毕竟是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的。因此,当1980年再次提出宪法修改的任务后,如何在设立国家主席一职的同时限制其权力,并理顺党的领导与国家主席权力之间的关系又一次摆在了我们党的面前。对于这一问题,邓小平指出:“还是要设国家主席,有国家主席代表国家比较好,但是对国家主席的职权可以规定得虚一点,不要管具体工作,不要干涉具体政务。”在邓小平的指示下,1982年宪法恢复了国家主席的建制,但删除了原来“五四宪法”所规定的国家主席所拥有的“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和“统率武装力量”的权力,使国家主席成为完全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在“八二宪法”颁布实施后,全国人大对该部宪法进行了四次修正。但是,对于国家主席的职权一项没有进行任何的改动。中国国家主席的职权及其新变化在当今世界政治生活中,由于各国政治制度各异,世界各国行使国家元首职权的机构各不相同,元首的权力的产生方式、职权大小及称谓亦不尽相同。总体而言,可以将其按国家政体的不同分为君主制下的元首和共和制下的元首。就中国而言,虽然新中国成立后的任何一部宪法都没有明文规定谁或者哪个机关才是中国的国家元首,但是,由于国家主席在国家机构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又由于主席从事着,特别是在程序上从事着一般应由国家元首从事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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